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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编年史”故事之八:我是最早的万元户

发布时间: 2018-07-12 17:47:45

口述:朱巧芬 王志良 顾文龙

记录:郭婧 胡剑

缙云朱巧芬: 我是最早的万元户

 

1948年,我出生在缙云县壶镇唐市村,儿时的我,吃不饱穿不暖,结婚后的我,家中依然清贫。

1982年,我的丈夫在一家家具厂做工,一个月拿36元工资,但因为还是农村户口,每个月要向生产大队上交粮食款28元,剩下只有8元,要养两个上学的孩子真的很艰难。

我当时做过四角钱一天的粗工,后来,看到附近有居民户口的人开小店,我就想我也开个店吧。但是,当时还没有农村户口的人去工商部门办过营业执照,我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找了多少人,执照一直办不下来。农村户口到底能不能办营业执照,对于这一点,工商部门的领导们一开始意见也不统一。因为他们说我有田地,后来我跟生产大队签订了上交粮食款的协议,才终于拿到了烟糖酒营业执照。拿到营业执照,我跟亲戚借了300元,加上我自己的几十元钱,开始经营起我的小店。当时去进货,批发部不收现金,一元几角都要自己到银行转账,再拿票据到批发部,进啤酒,要搭配两角多钱一包的香烟,紧俏产品要限量。

1984年之后,农村户口的个体户多起来了,我就干脆自己跑到义乌进货,然后把进回来的货品,以比国营批发部便宜1分或者半厘的价格卖给其他经营户,渐渐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量越做越大。当时坐车到义乌一百多公里,到了都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八元钱的住宿费,我都舍不得出,就一个人在义乌街头走来走去走到天亮。害怕的时候,觉得生活压力繁重的时候,我就看看头上的月光,想想它在黑暗中仍然倔强地发光,我就想我要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的家庭好好做下去,我要为了我的客户好好地负责,于是我咬咬牙,挺一挺就慢慢过来了。我的小店变成了批发部,得了其他个体户的好评,19841118日,我被选为缙云县首届个体协会委员,此后也年年都被评为先进五好经营户。

1985年,我在自己的众姐妹中,最早成了万元户。

1991年,我把小店交给了女儿打理,自己去了水南村办饭店、住宿、停车场。我办停车场的最大的原则就是不欺客,让驾驶员有家的感觉,有一年下大雪,公路封道,为了驾驶员能吃到新鲜的菜和米饭,我拉起双轮车,叫上帮工到县城里拉回一车菜和肉,看到驾驶员们吃上热腾腾的饭,就是我最大的满足。渐渐地,我这里成了杭州到温州拉啤酒车队的中途休息站。直到1997年,国道改建,我经营多年的小店和停车场都停业了。

但我儿子已继承了我的经营理念:肯“吃亏”要够“乐观”,到杭州四季青租店面做起了服装生意。

经过多年努力,儿子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我也就“退休”在家享享清福了。

杭州王志良: 我是校医,我写的论文15年后发光

 

1957年,我从杭州医学院的前身——浙江卫校毕业,在浙江省艺术学校当了一名耳鼻喉科的校医。之后,在职到浙医大进修三年时,我的研究课题“戏曲演员的变声期研究”完成了论文答辩,并于1964年发表在医学杂志上,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

1978年改革开放,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79年文化部针对艺术教学中学生青春期发育中面临的变声期教学难题,委托四川省文化厅举办一次全国学术会议。四川省川剧学校在当年12月底先试办了一次省内交流会,邀请广东、湖北和浙江的同行参加。我们浙江去了四位,我有幸列在其中。我那篇沉睡了15年的论文,成了会议惟一可查的交流资料,因此我成了人人点到的明星人物。但是,当年交通不便,我赶到成都时,会议已到闭幕时刻。会务组为此竟决定会期延长三天,会议成了一个跨年会,在1980年的元旦期间——12日安排我做了变声期研究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我除了当校医,学校还支持我搞了嗓音研究室,并允许我每年参加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省级会议次数不限,这在本校还是首例,我深知当时学校经费很紧张,几乎年年捉襟见肘,因此每年我收到不少会议通知书,但都会很慎重地选择。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95年我退休,1996年我还最后一次参加了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这期间,中国艺术医学协会于1993年成立,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成熟。

 

绍兴顾文龙: 我积攒了一笔财富 装了满满一盒子

我今年75岁了,15年前从绍兴上虞区小越镇卫生院退休,当过6年医生,36岁以后从事医院的会计工作,所以对钱财这些事,就会记得特别清楚。如果要给我的这些年画一道岁月的分割线,那一定是1978年。

过去的40年里,我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更能感受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变化。而要记住这些历史,除了把事情印在脑海里,也需要有代表一个时代的实物来印证。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珍藏在抽屉里很多年的粮票。

老话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经历过三年饥荒时期的我,对粮食特别看重,尤其是对买粮食的粮票情有独钟,粮票在我心里视如珍宝,甚至在它身价跌至可以用鸡蛋交换的年代,我还是敝帚自珍,把粮票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后,农村分田到户,我家也分了几亩责任田,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帮母亲插秧割稻种油菜,粮油自给有余,这样国家每季度发给我们的粮油票,就不用去粮站买粮买油了,放在抽屉角落里的粮票越积越多,不过全是浙江粮票。后来妻子通过有关渠道把本省粮票换成了全国粮票,因为全国粮票不但全国通用,还可以在异地他乡凭全国粮票购买食油。

进入1980年代,票证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粮票也一样。社会上谣传说粮食要开放了,粮票要作废了,我听了不以为然,因为此时粮食专管员照样每季将各种票发到我的手中。

妻子急了,说那么多粮票放在抽屉里,万一作废就可惜了,毕竟是多年积存下来的财富啊。

她听说粮票可以换钱,就和我商量,把积存的粮票卖掉算了。吃过粮慌苦头的我,心想政府的粮食统销政策是重要国策,怎么说变就变呢?我不相信,照现在的说法那是思想僵化,我固执己见就是不同意。为粮票换钱的话题不知说了多少次,甚至到了相互争吵的地步。

没想到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农村富了,商品多了,五花八门的票证不发了,留着的也一概作废了,粮票也一样。我看着抽屉里面的一叠叠粮票出神,悔不当初。她指着一叠叠用橡皮筋扎着的全国粮票,诙谐地说:“这下舒服了吧,好去展览了。”

前两天看到都市快报在征集“我的编年史”,征集的内容里说到“你还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吗”,一下子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打开了我尘封二十多年的票盒子,看着那个年代曾经被人们捧为香饽饽的粮票,是什么原因竟然成了毫无价值的一堆废纸?又是什么力量从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走到美好生活的今天?

我不说大家也清楚,是改革开放让人们过上了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