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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举办“科幻研究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学术研讨会

发布时间: 2018-07-11 10:56:32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理念与书写思维的不断更新,科幻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和评价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为促进中国科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018年6月1日至2日,由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主办的“科幻研究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学术研讨会在杭州金溪山庄成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卫斯理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澳门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科研单位的三十余名专家学者一同参与了本次研讨会。

洪治纲(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首先代表学校与研究院致辞,他认为新世纪以来科幻文学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拓展想象力边界的重要文类之一,理应受到更多重视。科幻作家与知名批评家的近距离交流,不但有利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创作与研究,而且还将推动科幻文学理论的建构。在主题发言与圆桌讨论阶段,与会者们就当下科幻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气氛热烈的探讨。此次会议包括三个核心议题:科幻创作与文论问题,科幻文学与文学史的关系,经典重释与文本细读。

一、科幻创作与文论问题

此次会议中,科幻创作与文论问题首先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与会者就科学与幻想、科幻创作与时代特征、数据库对科幻研究的帮助、科幻文论的解读、科幻与迷信等一系列主题分别进行了发言。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强调,文学批判、文学创作要坚持科学性,因为没有科学性与真实性文学就没有了美感。朴素、简单、准确、优美是好的文学作品应具有的品格。他举例指出,有的作家将拉美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割裂为两半,拿来了应变无方的“魔幻”,却丢弃了带着血丝的“现实主义”的做法值得商榷。进而提出当代作家进行小说创作时,应将科学与幻想加以区分,用科学引导幻想。

赵海虹(浙江工商大学、科幻作家)回顾了自己二十多年科幻创作的个体经验与西方科幻研究所得,提出了“生活即科幻”的观点。她认为科幻写作就是一种探寻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方法。科幻早已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类生活的想象,它是可能的现实,并且和现实密切相关。那些过于紧密结合时代思想的构思,往往在时过境迁后成为历史的陈迹,而那些反思时代、居安思危的作品却隽永流传。

在科幻研究方法上,贾立元(清华大学、科幻作家)指出,我们应该科学利用网上丰富而完善的数据库。他通过对《秘密室》《新中国未来记》《新纪元》版本、作者等的考辨,向我们证明数据库有利于厘清作品发表方面的基本事实、避免研究者的过度阐释。同时指出文学研究不是数据之战,数据库终究只是一种工具,我们在搜集资料时不可得鱼忘筌。

在科幻文论解读方面,姜振宇(北京师范大学)对中国科幻小说中“科幻现实”主义、“科幻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科幻这三个概念加以区分。他认为,“科幻现实”主义便是用科幻来把握当下,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具有了现实性;“科幻现实主义”是把现实经验放置于科幻的框架中;而“现实主义”科幻则是一种传统的方式,是把科幻看成一种讽喻,这种科幻处于现实之外。他多次强调科幻不是逃避现实或者远离现实,而是现实的一部分。张晓磊(中国科普作协科普所)在发言中指出,“科幻”与“迷信”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科学精神为出发点。“科幻”是一种推断,是在不违背科学原理的原则下进行大胆而富于想象力的描写;而“迷信”是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与信仰,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歪曲的反应。只有弄清“科幻”与“迷信”的区别,科幻创作中才不会出现违背科学精神的硬伤。

二、科幻文学与文学史的关系

科幻创作与文论问题引起学界关注的同时,不少专家学者更为深入地思考科幻文学与文学史的关系。

严锋(复旦大学)指出一切文学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科幻文学,只是在不同时期的呈现方式不同。他从科幻的角度考察文革后的文学,认为1983年是科幻文学的转捩点,文坛上流行的是伤痕、反思、改革这些写实文学,到1980年代中期,寻根、先锋文学兴起,文学走向了幻想,走向了对现实的超越;1980年代后期先锋文学退潮,文学再次转向写实,但到了新世纪,科幻、玄幻、网络文学这类超现实文学又重新复活。幻想与现实此起彼伏,交叉补位,“不同的文学样式在特定历史时期,以各自的方式呼应文学超越现实的渴望,这构成了文革后文学发展的一道奇异的风景”。

詹玲(杭州师范大学)重点谈论了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宏大叙事问题。她指出,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创作领域出现了少量具有史诗规模的长篇创作,这为陷入疲软困境的主流文学宏大叙事提供了新的价值维度。但另一方面,她也强调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科幻作家主体对科幻文类功能认识的偏颇、自身能力不均衡,以及科幻叙事学批评落后等问题。

王瑶(西安交通大学、科幻作家)提出的科幻小说中“多余人/英雄”的命名机制为我们理解科幻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及其背后的乌托邦冲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她认为,作家们通过挪用和拼接各种象征符码,建构出对抗于“现实世界”的“异世界”,从而为“现实”中无处容身的“多余人”重新赋予“英雄”之名。与此同时,科幻读者亦可以想象性地认同于那些主体位置,从而找到一整套不同于现实秩序自我表达的语言和语法。

姚利芬(中国科普作协科普所)介绍了1980年至2017年美国科幻在中国译介的三次浪潮。她经过大量史料的整理后发现,1980年后美国科幻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1981年、1992年两次短暂的出版高峰,1997年开始走向持续的繁荣。以这三个时间点为脉络,她从政治环境、出版政策、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剖析了出现美国科幻翻译出版高峰的深层原因。

三、经典重释与文本细读

在本次科幻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进一步探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刘慈欣的《三体》、姜宇昆的《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以及具有科幻元素的电影《黑豹》。

宋明炜(美国卫斯理学院)提出“鲁迅《狂人日记》是科学小说”这一新颖的说法。他发现青年鲁迅在翻译美国女作家的小说《一个不科学的故事》时,并未忠实于原作。原作中出现的吃人、人造人、儿童,这些意象未被翻译,但在后来他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却出现了。宋明炜试图以科学的新视野去阐释主流文学,帮助人们重新挖掘在传统现实主义语境中被遮蔽的内容,重新整合过去的文学资源,进而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假设:在构建文学史时,我们能否不把科幻文学作为一个板块纳入传统文学史的叙述,而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思想元素融入文学史的建构。

金进(浙江大学)以刘慈欣的《三体》为分析对象,探讨科学入文的得与失。他通过分析小说中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种种关系,对其中科学压抑(反压抑)文学、文学利用(反利用)科学的叙事模式和写作效果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为中国当代科幻文本细读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分析案例。李广益(重庆大学)根据科幻作家刘宇昆的小说《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谈论了华文科幻小说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问题。严锋据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人虽然能够借助科技来抗拒遗忘,但当我们用科技取代人去记忆,那么人的主体性又在哪里?科幻世界的出现弥补了现实世界的缺陷,但想象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是一种抚慰还是一种麻痹呢?王姝(浙江工业大学)以漫威科幻电影《黑豹》为切入点,对漫威科幻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形象进行了具体的辨析。她指出,在科幻电影《黑豹》背后有着对现实历史的隐喻、科技乌托邦的建构以及理想国的自我修正,并进一步探讨了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两者间的关系。

此外,在圆桌会议讨论阶段,各位学者围绕科幻创作与读者接受的问题、文学史写作如何涵括科幻文学、科幻文学对原有文学史的挑战、科幻现实主义的理论建设、科幻写作能力的培养提升等议题也进行了深入讨论,部分观点引起了学者们的争鸣。

宋明炜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诸位与会者所提出的观点非常丰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提供了帮助。他同时指出,科学的真正作用不在于把“看不见”变成“看见”,而是要大家知道有“看不见”的东西存在。“看见”是“现实”,而“看不见”是“真实”。“真实”指向了一种可能性。世界是开放的、多元的、充满未知与可能的,当科学介入到日常生活中,“现实”将发生巨变。最后,他呼吁与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作家深入学习科技,真正进入科幻文学创作的殿堂,从而对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研究做出一些实质性的开拓。

 

 (杭州师范大学文学批评研究院 金怡蕾、詹玲供稿)